浅析《新文学的源流》

　　【摘 要】《新文学的源流》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较为系统地体现周作人文艺观的一部著作。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作用、文学的分类、新文学的起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观全书会发现周作人在某些地方存在前后矛盾或错误结论，可尽管如此，它的重要意义还是不能否认。

　　【关键词】周作人；新文学；言志派；载道派；文艺观

　　1932年3月至4月，周作人应沈兼士之约去辅仁大学学术讲演，《新文学的源流》就是先后八次的演讲经过整理后汇编而成的。周作人对自己在这本书中表现的观点来源有自己的解释：“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他的观念也不是从晚明公安派那来的，“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

　　一

　　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东西”，研究文学应该扩大范围，不能只关注其中的一部分，而要注意它的全体。文学是从宗教内部发生的，后来因为性质的不同分化了出来，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文学“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分化出来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文学始终是这两种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的文学史”。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追溯到晚周文学，那时候社会动乱，可文学却是自由的，是“最先的一次诗言志的潮流”；西汉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文学变成载道的；魏晋三国时期，文学又得到重新的解放；到了唐朝，社会统一，在周看来便没有较好的文学作品；五代宋初“诗言志”；元末明初文学复古，走入“载道”，及至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出现，才又进入“言志一流”；桐城派是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反动，新文学运动是桐城派人物引起的。由此得出凡是王纲解纽的时代，都是“言志”派文学极盛的时代。关于新文学运动和明清文学的关系，他总结为“明末的文学是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但关于载道文学周作人引用鲁迅的话说”凡是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文学”，都是应该反抗的。于是在周作人看来胡适的“八不主义”就是反抗的表现，是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主张的复活。

　　二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虽然以个体为中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一直贯穿始终。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先后东渡日本求学，这时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思想让他们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希望通过学习他国的优秀经验找到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方法。周作人广泛接触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1908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代表他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论文。在《哀弦篇》中，周作人说“文学作为天下心事”，“多作愁叹之节，而激刺人情，感应尤疾”。总的来说，周作人这两篇文章“以质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为喻谈文学的重要性，其思维仍是传统直观式的”。

　　回国后的周作人不断思考的传统文学，发现其中很多方面都在阻碍人的健康发展，这使他努力探索想找出改变这一现实的办法。而五四就给了周作人契机，提出了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人的文学”文艺观念。主张要尊重人，肯定人生的世俗性和合理性，人的灵与肉的追求都应该得到满足，反对割裂灵肉的非人生活和阻碍人完全发展的一切因素。由于适应当时的思想革命需要，周作人这时期的文艺观得到认可并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文学必须做出让步，牺牲其审美特质为现实环境服务。20年代到30年代，注重文学表现自己，“超越社会责任感，决心经营自己的文艺园地”是周作人的文艺观。这充分强调作者在作品中的情感表现的重要性，但“文学自我表现，作为文学的本体论，它过于注重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把再现派文艺摈与真正的艺术之外”有着单一片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