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江健三郎《饲育》中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

　　大江健三郎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亚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饲育》是大江1958年在东京大学法文系就读期间发表于《文学界》上的作品，当年便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日本文学界的最高奖一芥川文学奖。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登上文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奥野健男指出，《饲育》以一种异想天开的卓越的想象力作为创作基础，是一部具有浓厚抒情性的、艺术手法纯熟的作品，蕴含着大江之后的小说创作主题的萌芽，具有从各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本文试通过分析文本中“饲育”这一词的深层含义来解读作者的创作主题。

　　饲育——“把黑人喂养起来，像牲口一样……”，那个黑人“跟牲畜没两样，浑身一股牛臊味。”作者用他独具特色的文笔首先描写了一个美国黑人士兵被俘虏被饲养的故事。“在峰峦重叠的群山那边的城市里，旷日持久的，像传说中那样雄壮，却又毫无指望的战争正吁出滞闷的空气”，而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偏僻的小开拓村里，村民们过着贫穷却宁静充实的生活。孩子们在月夜下掏鸟窝、玩爬犁、抓野狗仔，实在无聊时，“给躺倒在身旁的狗捉虱子”，或者眯着眼睛晒日光浴。尽管也会有飞机“风驰电掣般地从空中飞过”，然而“飞机通过村庄上空却是极偶然的事”，“于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鸟而已”，“我们”甚至期待着“再次传来飞机的爆响”。大人们忙于上山打猎，将兽皮运到镇上卖掉以养家糊口，“战争对于我们，只意味着村里年轻人的远征和邮差不时送来的阵亡通知书。战争没有浸透这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苦、单调，但却无忧无虑、自由开心。

　　一天，伴随着“裂人肺腑的撞击声和随之而来的大地的猛烈震动”，一架敌机坠落到村里，一个美国黑人士兵被俘虏，在镇里下达处置命令前，黑人被囚禁在“我”家的地下仓库里被村民像牲口一样饲养起来。“我”与村里人由起先的恐惧兴奋逐渐产生亲近之感，终于带着些许好奇与友好接受了他。就在“我们”和黑人士兵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将其作为“人”的连带感时，事态发生了变化，黑人士兵在其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我”拘为人质。大人们不得不在执行县上的命令和保全“我”生命之间进行选择。“大人们还在无休止地商量着。爹不时从小窗朝里张望，向自己成了人质的儿子点点头”。最终，“所有的人都把我抛弃了。大人们眼看着我被黑人扼杀也不肯住手”，他们打碎盖板涌进地下室。父亲举起厚刃刀，将黑人头颅和“我”的左手一起打碎。正如书记所说，现实的战争就这样来到了山谷村庄。

　　《饲育》这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就暗示了作品的寓意性，理解“饲育”这一词的含义便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饲育”看起来是指村民们像对待牲畜一样饲养浑身一股牛臊味的黑人兵，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其表层含义。透过表象便可读出“饲育”的另一层深意。

　　“我”和爹去镇上报告黑人俘虏的事，而镇公所和派出所却因“怕担风险”而声称其对黑人俘虏的处置无能为力。爹虽然感到烦恼，却也只是在“我”面前像骂人似的“狠歹歹”地说了半句。爹虽然恼怒，可在权威面前他不得不接受与妥协。书记为了传达对黑人兵的命令来到村里，告诉村长“在县里有明确指示之前，看管黑人俘虏是村里的义务”，村长考虑到村里现状便反复强调“村里没有收容黑人俘虏的能力”，但当书记用他那“命令式的、下级官僚特有的妄自尊大的语气”以压制时，村里的大人们虽然“满脸不满和困惑”却“唯唯诺诺地屈服了”。对上级的命令，大人们虽然感到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却不能据理力争，他们选择了软弱地屈服与妥协。

　　“我”最初给关在地下室的黑人兵送饭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涌上来，令人感到一阵心慌气短，连连作呕”，随着与黑人兵的渐渐接触，黑人占据了生活的所有角落，他成了孩子们的一切，让“我们”感到满足、充实、得意与兴奋。“我们”和黑人士兵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将其作为“人”的连带感。“一张兽皮把黑人和我们像家人似的连在了一起”，“我”与黑人之间存在一种“亲切的、习以为常”的感情，“我”“像信任朋友一样信任黑人”。正因为如此，当镇里下达了处决黑人的命令时，“我”出于同情与仗义，跑到地下仓库去提醒黑人注意，没想到黑人在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将善意告密的“我”拘为人质。这最终导致“我”的左手被打了个稀巴烂。以此为高潮，主人公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由此可见，黑人士兵并未因为村民的“饲育”而真正变得驯服顺从，而随着黑人兵的出现“我”却在思想上“被饲育”，“我”渐渐看到村民的软弱与妥协、意识到人性的自私与暴力从而成长起来，不再属于那个孩子的世界——这正是“饲育”的另一层深意。少年苏醒一幕，很明显地包含着农耕民在植物生命中赋予的循环的再生思想。“种子从地下（母胎）发芽，重现其新的生命力。作为‘种子’的少年在和地下仓库相连的‘谷仓’的床上苏醒。这一意象，作为作家所追求的死与再生的主题，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少年像“早产的羔羊”在谷仓的床铺上苏醒过来的意象，体现了以黑人兵之死为媒介的“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人生的残酷考验，“我”仿佛长大了，对小孩子的把戏不再感兴趣，“我”与孩子的那个世界“彻底无缘”。大人们在“我”的眼里“好像完全变了，变成了其他星球上的怪物”，“这些龇着牙，高举着厚刀刃向我扑上来的大人让我感到恶心和困惑”。“我”在“饲育”黑人兵的过程中也被黑人兵从思想上“饲育”，看待死亡的眼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夏初时还对村里火葬了的女人惧色难忍的“我”如今却能平静地接受七窍出血、微笑着闭眼的书记员的死了。面对着暴力导致的死亡和偶然的死亡，曾被推向死亡边缘的“我”表现出异常的成熟和冷静。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控制了这场“饲育”与“被饲育”呢？

　　“战争突然支配了村里的一切”——I临近篇末的这一表述似乎向读者暗示了问题的答案。在那个古老而又偏僻的小村庄，村民们原本过着不受战争影响、没有烦恼的日子。随着黑人士兵的出现，战争突然支配了一切，人们失去理智。在那个战争年代，黑人士兵所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他正是战争的化身。正是以战争为代表的极权俘虏并悄无声息地“饲育”了我们。二战后大江结合自己小时候的亲身体验，用自己细腻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文笔写出了一系列反对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留露出作者对暴力与战争的痛恨，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饲育》便是这些反战杰作中的代表。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于二战缺乏忏悔意识，这有可能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肆意篡改、围绕“钓鱼岛”问题与中国纠缠不断的当今日本，对《饲育》的重新研读似乎迫在眉睫。